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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潜能在哪儿?高房价、现行户籍制度影响了消费

2019-03-11 10:16:00 来源:新京报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

3月9日,新京报举办全国两会经济策沙龙,主题为消费升级。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消费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2018年我国GDP为90.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增速在放缓,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这是自2004年以来社零增速首次跌破了两位数。

如何看待消费增速的放缓?如何更大范围内激发消费潜力?消费升级有哪些空间?3月9日,新京报举办两会经济策沙龙之“消费升级”,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从多个维度探讨消费结构优化的空间。

话题1

为什么要促进消费?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

王小鲁:全世界各国平均的消费率大概是80%左右,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大约80%,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大概是20%。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消费率是62%,资本形成率是37%。这一消费率显然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个时期内,我国消费比较低,但是拿出更多的钱进行投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和高投资是有关系的。

但是不是消费率越低、投资率越高越好呢?事实不是这样。2000年以后我国出现一个情况,消费率急剧下降,投资率急剧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双宽松的政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加上宽松的货币。2008年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消费率急剧降到了50%以下,投资率上升到接近50%。这么高的投资是不是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了?事实上没有。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在逐渐放缓,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每年的经济增速都略微低于上一年。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多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就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投资过多造成了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有那么多的产能,但是东西卖不出去,消费者没有那么高的购买力,企业投资就很难收回,经济也很难增长。所以说投资和消费还要保持合理的比例。

2017年的最终消费率是53.6%,2018年估计会再高一点,但可能还在55%以下,我们的消费率还是过低,投资率还是过高。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投资率很高,投资过度了,只能靠外需来拉动增长,外需又在逐渐变软。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来支撑,但是现在仅有的50%左右的消费率很难支撑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所以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使消费率恢复到合理的水平。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我们知道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这驾马车承担得更多了,其他的两驾马车出口与投资相应的自由度就大了。如果说消费上不去,经济又不能下滑,这时候就要挤出口。国际市场形势不好,即使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在国际上削价竞争,我们的出口效益也很难上去。从国内来讲,投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干道,确实立竿见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过剩产能、重复产能、低回报、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的扩内需与进口相结合,但中国老百姓扩内需,有一部分需求是由外国的厂商来满足,相当于我们的需求给了外国企业,给它们发展机会,这个怎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比较利益的角度来看,“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从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循环来看,我想未来不仅是体内循环,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体外循环,特别是中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强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我经常讲一个例子,中国老百姓需要钢笔了,国内是铅笔厂多,要不要建很多钢笔厂呢?未必。我国跟韩国签协定,买韩国的钢笔,韩国也别建那么多铅笔厂了,来拉动中国铅笔的消费,这实际上是经济的体外循环。这其中也可以拉动国内消费。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价值链是一条高速公路,有国外段和国内段,进了中国的海关就相当于进了高速公路的中国收费段。海外产品进到中国市场之后,它的零售、批发、售后服务、配件供应,相应的衍生品开发又是一个中国段的附加值。我们在山下买矿泉水1块钱一瓶,山上就要10块钱。山下是按照商店合理的利润设定的合理价格,但是山上卖到10块钱,那增加的9块钱是挑夫赚的,也是合理的。中国在进口与消费中,要争取赚到那9块钱。

话题2

如何促进消费?

王小鲁: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高房价、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

王小鲁:首先,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注重投资,政府的投资率很高。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加上各级政府投资总共大致是23万亿元,但政府财政支出用在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不到7万亿。一个是23万亿,一个是不到7万亿。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尽管过去几年在不断增加,但是总量上看还是偏少。这样一个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也会有影响,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未来怎么鼓励消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当然也包括减少“三公消费”、减少用于自身行政管理的支出等。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影响了消费。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3-5倍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三到五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我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10倍左右,大城市是几十倍,甚至可能上百倍。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影响消费。要买房子,不敢消费,不光自己不敢消费,可能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办法帮你买一套房子,甚至爷爷奶奶也要出力。所以我国储蓄率非常高,消费率特别低,这跟房价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高房价还影响了收入分配。买不起房的人,房子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或者买了一套房要花几十年还房贷;但是手里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收入增加太轻松了,房子搁那儿隔几年又翻一番,这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高房价又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地价有关,和目前的住房体制有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时候,当时是想以保障性住房为主,同时发展房地产市场,中低收入居民主要靠保障性住房,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居民主要靠商品房市场。这样一个设想在当时我认为是很合理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了,商品房的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房越来越小,而且保障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分配也出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开着豪车买保障房。我觉得这种情况未来是需要改变的,政府要有计划地扩大保障房的比重,保障房在每年住宅增量中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让老百姓逐步能够住得起房,特别是收入低的人。

再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说了,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过去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来源全部由政府控制,以后应该逐步放开,让土地的来源多元化,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土地市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局面,有利于把地价降下来。开放土地市场对于控制房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间接地对未来提振居民消费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城镇就业人口4亿多,2亿多是农民工。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已经算城镇常住人口了,但没有户口,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是相当低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2亿多人的群体不敢消费,因为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多少年,在城市里没有房子,将来要回到农村去,老了以后还得自己解决养老问题,怎么敢消费呢?病了要自己花钱,子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也自己花钱,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储蓄率特别高,消费率特别低,而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70%,农民工差了一半以上。国家整体的消费疲软,消费不能够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放宽限制,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里落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让他们享受到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样农民工的消费率如果从33%提高到70%,增长一倍,全国可以增加3万亿到4万亿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白明:一方面扩大消费有难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消费我们还没有满足。首先是发展服务消费,比如养老消费,我们的养老设施是不是还不够健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还会有新的消费热点。另外,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因为农村的消费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下沉到村一级、乡一级,甚至有的县一级都还没有达到。

消费也有不同层次,最基层的是温饱型消费,高层次的是个性化消费,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也应该区分不同的消费品和消费层次。消费升级是需求层次的上升,我们以前有“三大件”,后来有汽车,新的消费热点是什么?能够持续的万亿级消费热点是什么?不能用过去的温饱型消费制定政策去衡量高端消费。消费升级了,消费的各种政策、市场管理也要发生变化。比如在消费渠道上,现在线下店越来越萎缩,线上发展很快,未来线上线下怎么结合起来?在消费环境上,我们关注消费的东西放不放心,有没有假货。

闫宇波:单纯讨论消费升级和降级意义并不大,要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大的潜力在释放?如何让它释放更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为服务买单了,愿意为追求生活品质买单了,更多减少了对温饱的支出。当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时候,消费供给就要有相应的改变满足这些需求。

在金融角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透支消费的意识在加强。信用卡是典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是能够扩大消费潜能的。消费意识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

我还想说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合理的信贷消费是倡导的,但过度的信贷消费是不倡导的。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迹象,多头借债的情况造成了不合理消费的现象,这已经引起监管部门注意了。

话题3

消费增速放缓是否需要警惕?

王小鲁:居民消费预期受到影响,未来会好转

王小鲁:消费走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至少2018年消费是正增长的。我们也看到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2018年很多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是下降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消费到底是什么形势?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在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目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随着经济逐渐走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对就业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收紧消费。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消费热点,和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消费还很热。

这也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偏大的,这导致了普通工薪阶层消费可能更多停留在基本消费品方面,满足吃穿。这一类消费,一旦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消费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高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创造很多新的消费领域。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整个国家的情况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不良的因素,另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总要有一个过程,未来也许两年或三年以后,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回升,那时大家的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改变,消费的情况也会好转。

话题4

农村消费市场如何发展?

白明: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其次是消费渠道问题

王小鲁: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县城、乡镇的发展比较快,所以它必然也给消费带来很多变化。

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在放缓,乡镇本地农民工的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这意味着农民工有返乡的趋势。这会对乡镇这一级的消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未来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白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相对更多的,农民的消费关系到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承担起支撑国民经济的大任。现在看来农村消费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农民靠粮食和农产品的收入总归有限,农民工出去打工获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回乡消费,假如有一半年轻人出去打工,整个村子的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了。

再有一个是消费渠道问题。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因为商品的流通成本高,这方面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短板。电子商务发展起来后,很多过去农村见不到的东西,在手机上、电脑上一下单,过两天就送来了。我觉得拓展农村市场可能是一个发力点。

闫宇波: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从去年开始对农村消费市场深有体会。我们做了一件事,把汽车经销商放到各个城市,帮他们集客,撮合成交,中间搭配我们的汽车分期产品。在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乡镇,效果特别好,因为当地市场没有这样的供给。

另外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我家乡的人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每个月不用还房贷,因为没有什么负担,可支配收入更多了,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潜能很大。(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