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一泓的新作《孑孓——镇上人城里生存文本》，近日正式出版。这是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推出的首部“大风”原创长篇小说系列之作。文本无论是在语言使用、文本结构和叙事方式上都以一种鲜见的姿态孤独而又寂静地面世。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在为该书撰写的推荐语中表示，“反抗与抵御，突破与进取，一代小镇少年的精神成长史。”
在作家赵松看来，“这个叫一泓的人，似乎铁了心要用这一部书说尽难以言说的一切，仿佛写完了就可掷笔收手，坦然退去，与他的回龙镇和红花坡、甚至也与这本书相忘于江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泓在接受采访时，一开始便强调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只是一个“汉语长文本”。作者像是在无视诸多的写作规则试图寻找到一条当代汉语写作的新路子，甚至在文本中一开始就宣称：
“我也许更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忏悔，而不是构建缜密起伏的故事。”“或许，我应该耐心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我对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一点也不好奇。”
“孑孓”，到底是什么？
“孑孓”，念如“杰绝”，是蚊子的幼虫，在水中采取一屈一伸的姿态垂直游动，呼吸空气，长大后嗜血。除了书名出现这个词语，全文本再也没有提及这个奇怪的生物。
有评论家解读为：在一泓的这个文本中，“孑孓”是一种隐喻，一种极其平庸的人生的象征，一些镇上人到城里来，活得像蚊子幼虫，连变化成蚊子的机会都没有，而罕见地偶然“破茧成蝶”可以振翅飞舞者，也终归摆脱不了此嗜血之物短命的事实。据说，世界上还没有一只蚊子活过四个月。
小说家张万新认为，“孑孓”两个字，像一组互为镜像的秘密图案，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这正好是这部小说的形式秘密：一组一组的相互关联的际遇和岁月，构成了本书的全部脉络。
作者宣称的不讲故事到底有没有故事？其实也是有故事的。无外乎一些生老病死、成功失败、爱恨情仇、功名利禄、理想现实、吃喝玩乐……这一切已经被人懒得下笔的陈旧素材。故事很简单，一个“我”，一个“了了”，以及一些穿插其中的镇上人城里人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生活、小场景。这些不知道是被虚构了还是被缩小放大了的群像最终在语言之中互为镜像、互相取暖、互相背离构筑了一个长达三十五万字的长文本。
有人认为，“不建构缜密起伏的故事”是一种叙事策略。作者只是展示了一些故事原料给读者，读者可以组合这些材料然后形成自己的故事，获得参与创作的自由。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和“了了”的故事，全文本时间跨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地域横亘乡镇至城市，这是一个时代一代人一个小世界和一个大世界的故事，如此说来，这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承载书写。所以作者在文本结尾时别有用心的暗示：我就是了了，了了就是我；我不是了了，了了不是我……我们分别对应白天和黑夜、自我与非我、有和无、是与非、罪与罚、明和无明、无明和无无明、实和虚、苦和乐等的一切二元悖反。
或许，小说中的“我”都跟作者没有关系，作者只是替书中人物说话而已，即使书中有些章节被标上了非虚构的标签，作者本人有强烈的参与书中生活的愿望，但仍然不应该把书中的我与作者混为一谈。
张万新评论说，这涉及到当代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只要将书中的文字看成是某个虚构人物在说话，立即就可以将书中文字小说化。在这个框架中，小说摆脱了传统定义的束缚，突然变得好写了，一泓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很了不起。
不管怎样，这部小说文本的奇异之处不在于它标本式地展示了“镇上人城里生存”的惊人图景，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标本式的“小说文本”，它的“文本意义”更甚于其所展示的社会意涵。这个由格言、日记、书信、论文、说明书、清单、菜谱、病例、检讨书、档案、引言、词条、宣言……所构成的奇特文本，简直就是当代人生存状态的装置式展览，一切生活的下水和真相历历在目。所有的构成元素都是断片式的，即兴的，狂欢的，陌生的，但又互相诠释，互相作证，共同呈现一个大垃圾场式的繁华地狱景观。它不是一般的线性叙事，也不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和众语喧哗，而是一种新型的语言装置艺术，从“当代艺术”的知识域去观察也许更能接近文本真相。
在诗人朵渔看来，作家一泓完全打破文本的边界，将各种文本作为一种砖石般的“综合材料”，任由他穿插、扭曲、拼贴、装置，以便让文本的呈现效果更加本真和有效。在这种观念下，语言和叙事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应该改变其根本性质和功效，因为“一切言语都是徒劳！遗忘和离开是最佳的智慧。”
这些碎片串联成一部整体性极强的小说，需要一条看不见的金线。张万新语说，在这部小说中，一泓使用的金线，是他的语调，那是一个人谈论家园时的语气，一种不浪漫也不通俗的语感，将整部小说链接成彼此相关又相互独立的奇妙组合。
对于整个文本对话部分全部被以破折号标注，并且将大量的名人名言引用穿插在对话之中，作者一泓阐释说：第一，这不是首创。《尤利西斯》是这么用的，这是对乔伊斯的致敬。第二，这个文本的对话是跨时空的，没有当时性，只具备意义上的连续。具体说来，就像是所有人物内心的独白，只不过作者让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段而已。第三，当然，谁都知道，这不是现场对话，所以不能使用引号。第四，特别想表达——标点本身即是文本。这应该就是符号学。使用破折号，可以更好地无限地推进和紧迫地碾压着推进这些对话深入再深入。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一泓作为一个有着长达三十年电视行业从业经验的湖南电视人，在文本中专门开辟章节书写了一份《反电视宣言》，字句之间充满了对电视社会效益的 思考和心怀一颗悲悯之心对沉迷于电视的人群的忧虑。
“这是一次不自量力的反抗。”一泓说。他仍然固执地将《孑孓》称为一个文本。他反复引用罗兰·巴特的话“不是文本在描述生活，而是生活在重复文本。”“文本大于文学。语言高于故事。”一泓说。
潇湘晨报记者周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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